免疫功能低下患者院内感染致死，医院为何承担40%赔偿责任？｜案例解析

前言

当患者因复杂疾病入院，期望得到有效救治时，院内感染有时会成为致命的意外打击。此类医疗纠纷的核心，往往在于医疗机构对高危患者新发感染的风险预见、诊断及时性和处置措施的充分性。一起涉及某三甲医院的案件，揭示了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诊疗中，医疗行为的边界与责任。

一、案件简介：从发热到重症肺炎的急剧恶化

患者张某因“持续三个月的间断发热”，于2021年4月30日入住某大型三甲医院（下文称“A医院”）感染科。患者有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、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、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、间质性肺炎等多种基础疾病，并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，属于免疫功能低下人群。

入院时，患者生命体征尚平稳，可自行步入病房。然而，住院期间病情急剧恶化：

住院初期（2021年4月30日至5月5日）：患者持续高热，体温从37.6℃攀升至40℃。在此期间，医院虽开展多项检查，但患方认为抗感染治疗存在不足且不及时。根据病历，医院直至5月5日晚才开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（即在未明确具体病原体时，根据临床经验常规用药），使用了抗菌谱较窄的抗生素。

病情急转直下（2021年5月8日至9日）：5月8日，患者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，肺部CT显示炎症较前明显进展。医院此时调整了抗感染方案，但后续鉴定认为“时机偏晚”。5月9日凌晨，患者出现呼吸困难、严重低氧血症，经气管插管抢救后转入ICU，始终处于昏迷状态。

自动出院与死亡（2021年5月12日）：因病情危重且疗效不佳，家属于5月12日决定将患者转回当地。当晚，患者在某地方医院（下称“B医院”） 被宣布临床死亡。

患者家属认为，A医院在患者住院期间存在处置措施不当、对新发感染诊断和处理不及时、病情预判不足及沟通告知不到位等过错，导致了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，遂将两家医院诉至法院。

二、争议焦点：司法鉴定认定的医院过错

审理过程中，法院委托某医学会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。鉴定意见指出A医院存在以下主要过错：

对新发感染的诊断、处置不到位：在患者持续高热、感染指标上升期间，未及时进行胸片、腹部超声等常规感染灶排查；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时选用的抗生素覆盖范围不足，未能覆盖患者可能存在的混合感染（如耐药菌、真菌等），且广谱抗生素启用时机偏晚。

对病情预判不足，告知不到位：医患谈话记录内容空泛、无医生签名；在患者病情加重后未见及时告知的书面依据及危重讨论记录。

病历书写不规范：存在会诊记录无医师签名、抢救记录时间误差等问题，但鉴定认为此类瑕疵与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
鉴定结论认为：A医院的诊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。但患者死亡主要与其自身基础疾病重、免疫功能低下易并发重症感染相关。因此，医疗过错行为在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。同时，鉴定认定B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，不存在过错。

三、判决结果：法院对责任比例的认定

法院经审理采纳了鉴定意见，认定A医院存在过错且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关于责任比例，法院综合考量医方的过错程度及鉴定结论，最终酌情判定由A医院承担40%的赔偿责任，B医院不承担责任。最终判决A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4万余元。

四、律师说法：律师视角下的诉讼策略与工作

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，病历材料多、证据复杂，需要律师同时具备医学常识和法律专业知识。本案作为原告代理的律师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1.起诉前复印病历、固定证据，进行事实梳理，找出案件关键点。

律师的核心工作始于对庞杂事实的梳理和关键证据的锁定。在本案中，原告代理律师的价值首先体现在：

①精准提炼核心事实链条‌：律师从数百页的病历中，精准提炼出“2021年4月30日患者步行入院，住院期间持续高热至40℃，5月5日晚医院才给予经验性抗感染治疗，5月8日病情急剧恶化，5月12日患者于转院途中死亡”的关键时间线，构建了患者从入院到死亡的清晰过程。

②敏锐发现并固定关键矛盾点‌：律师敏锐地指出了病历中的多处自相矛盾和书写不规范之处，如会诊记录无医师签名、抢救记录与麻醉记录关于呼吸困难及插管时间不一致等。这些发现不仅是程序问题，更动摇了院方诊疗行为“符合规范”的陈述基础。

③识别“院内感染”线索并构建证据链‌：律师通过对比患者入院时的“双肺呼吸音清晰”记录与后续肺部CT显示的炎症进展，结合入院前和病程后期“病原捕获宏基因组学检查报告”的差异（一份未发现真菌和细环病毒，另一份发现），有力支持了“患者在住院期间新发感染（肺部感染）”的主张，这是认定医院责任的基础。

2.通过医学专业鉴定明确责任，将医学专业语言转化为法言法语。

申请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是律师工作的关键一步。没有这个步骤，就无法获得一个具有专业权威的、能证明医院存在“对新发感染的诊断、处置不到位”以及“病情预判不足”等过错的结论。该鉴定意见是法院最终判决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核心依据。在鉴定意见的基础上，律师不盲从鉴定结论，而是运用法律知识和逻辑对其进行专业审视和挑战，重点强调院方在患者持续高热期间采取的延后、不足的处理措施，正是导致感染失控、病情急转直下的关键，从而将法律上的“过错”概念（不作为/作为不当）与医学上的“病情进展”紧密结合，强化了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的合法赔偿。

3.律师的工作不仅是开庭，更是案件程序推进的全过程。‌

①法院立案前的准备‌：调取完整病历资料、费用票据，查找医学诊疗规范等资料，准备逻辑清晰的起诉状，从患者入院状态、医院诊疗经过到损害结果的描述，层层递进，最终指向院方“处置措施不当……直接导致患者后来死亡的严重后果”的主张，为整个诉讼奠定了基调。

②全程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‌：通过参与鉴定、参与庭审、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和辩论、撰写代理词等一系列诉讼活动，律师将客户的悲痛与诉求，转化为专业、理性的法律语言和辩论意见，有效地向法庭传递了原告方的立场和主张。

③最终实现胜诉判决‌：法院最终判定医院承担40%的责任，支持律师主张并采纳了鉴定关于医院存在过错的结论。这个结果，是律师从接案、梳理、举证、辩论到最终判决全过程专业工作的直接体现。

结语

这起案件以沉痛的结局提醒我们，医学诊治，尤其是面对复杂高危病例时，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，更需要严谨的临床思维、规范的诊疗流程和对风险的前瞻性管理。当医疗损害发生时，依法依规、依据专业鉴定明晰责任，既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也是推动医疗质量持续改进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。